本篇以《史记·秦本纪》为主干，佐以《左传》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可信记载，事循其年，言据其典，不作虚饰。

      第一章：身世--流徙于戎夏之间

     由余者，其先晋人也。世系已不可考，然知其先祖因晋国内乱（或为骊姬之乱前后），“亡入戎”，流落陇山以西。至由余时，家族居戎地已历数代，然“能晋言”，通中原礼乐诗书，遂为西戎王重臣，掌应对诸侯之使。其身兼华戎之文野，宿命早植于血脉之中。

      第二章：使秦--论政于穆公之庭

      时在秦穆公三十三年（前627年）“崤之战”惨败之后，秦师精锐尽丧，东进之路为晋所扼。穆公痛定思变，正图他策。戎王乃“使由余于秦”，观其虚实。

      穆公见由余，试以中原治道问之：“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，然尚时乱，今戎夷无此，何以为治？”此问暗含鄙夷。由余对曰：“此乃中国所以乱也。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，身以先之，仅以小治。及其后世，日以骄淫，阻法度之威，以责督于下，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，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，至于灭宗，皆以此类也。夫戎夷不然。上含淳德以遇其下，下怀忠信以事其上，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，不知所以治，此真圣人之治也。“

      此番议论，直指中原礼乐制度后世流于虚伪繁苛之弊，而推戎狄质朴诚信之治。穆公闻之骇然，退谓内史廖曰：“孤闻邻国有圣人，敌国之忧也。今由余贤，寡人之害，将奈之何？”由余之才智，已使穆公生惧，更生图谋之心。

      第三章：离间--归秦于君臣之际

      内史廖献计曰：“戎王处僻匿，未闻中国之声。君试遗其女乐，以夺其志；为由余请期，以疏其谏。彼君臣有间，乃可虏也。”

      穆公从之。于是赠戎王“女乐二八”与良工。戎王大悦，“受而说之，终年不迁，牛马多死”。由余屡谏，戎王弗听，反生嫌隙。穆公复使人阴邀由余。由余见戎王荒政，谏路已绝，遂“去戎降秦”。穆公亲迎，待以上宾之礼。此段谋略，《韩非子·十过》记载最详，虽无年月，然必在“用由余谋”之前数载。

      第四章：献谋--霸业于西陲之野

      由余既归，尽陈西戎山川形势、部族强弱与君臣龃龉。至秦穆公三十七年（公元前623年），时机成熟，穆公用由余之谋，举兵伐戎。

      “秦用由余谋伐戎王，益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。”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）

      此乃本篇最确凿之纪年与功业。所谓“益国十二”，乃兼并非十二诸侯国，实为吞并或臣服陇山、泾渭上游诸多戎狄部落，如绵诸、绲戎、翟、豲等。秦之疆土西拓千里，周天子“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”，正式承认其西方霸主地位。

      第五章：余响—功成于不言之中

      穆公三十九年（前621年），穆公卒。由余之事迹，史籍再无下文。然其功业已深烙秦史：

      1. 地缘之转：扭转秦国东进屡挫之颓势，开辟西向扩张之坦途，得其地足以养民，得其民足以强兵。

      2. 战略之鉴：首开秦国系统运用“伐交”、“离间”与“因敌制胜”之复合策略征服异族之先例。

      3. 文化之桥：其人以自身华戎双重之文化身份，促成了一次成功的文明整合。秦后来“移风易俗”，不重礼乐而重实效之国风，或已在此役中埋下种子。

　　太史公曰：“秦用由余，谋伐戎王，益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。”寥寥二十字，括尽功业。然其人身影，终似关山雾霭，模糊于晋裔与戎臣之间。后世或誉其为深谋远虑之贤士，或视其为择主而栖之策士，然其最本真之面目，实为春秋大争之世，文明碰撞与融合所激荡而出之关键人物。其谋略成就了穆公霸业，亦悄然重塑了秦之国运，为日后扫六合、一天下之洪流，注入了最初的一脉西来之水。